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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时代生万象，艺术绘山河，中国文联“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文艺创作，为文艺扎根现实、书写时代立起鲜明坐标。本期“九州艺谭”栏目邀约学界同仁，从美学趣味、建构逻辑、媒介表达、文化记忆、未来想象等角度展开深度探讨，深挖新时代场景的创作逻辑、美学内涵与文化价值。新时代的壮阔实践为艺术创作铺展了万千鲜活场景，也让艺术场景成为映照时代气象、凝聚文化力量的重要载体。愿此专题能为文艺工作者带来思考与借鉴，让更多文艺创作扎根时代场景、定格时代风貌，彰显文艺的时代品格与力量。

  新时代美术创作中现实场景表达的重要变化，在于从创作背景升华为叙事主体，场景慢慢的变成为美术的一种表现机制，“场景变了，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创作怎么样找到符合新时代特征的现实主义表达场景，如何将生活场景转化为艺术场景，这是场景里的新时代及其艺术表达应关注的重点。”（乔燕冰，《文艺如何更好地表达“场景里的新时代”？——第十届中国文艺评论青年论坛（西湖论坛）印象》）这一变革源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图景的系统性重构，呼应着美术创作对时代精神的视觉捕捉诉求。本文聚焦现实场景的艺术转化逻辑，以典型化理论当代转型为核心，剖析“典型场景”对传统理论的承接与时代回应；以观看机制重构为路径，阐释技术赋能下的视觉表达创新；以场景文化认同为内核，揭示场景空间如何承载文化基因、传递核心价值。三者既回应中国美术“艺术与现实”的本土命题，又为新时代现实场景美术创作提供学科化的理论指引。

  典型化的创造是现实主义文艺生产的核心逻辑之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将“典型”视为“个体与环境的有机统一体”。恩格斯提出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经典人物”，深刻揭示了环境与人物的辩证关系，典型环境是塑造经典人物、折射时代精神的关键载体，其本质是将人物嵌入特定历史环境的关系网络，通过二者的互动显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从西方到中国百年来的文艺实践，典型理论的阐释多围绕“环境衬托人物”的逻辑展开，环境始终作为人物的陪衬而存在，服务于个体形象的塑造与意义升华。

  新时代美术对现实场景的构建，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特质，完成了典型化理论的当代升级，将传统理论中“为衬托人物而存在的典型环境”，拓展为“以场景为核心承载时代关系”的新形态。这种转型的根源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带来的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从个体奋斗到系统协作，从单一发展到多元共生，新时代的现实图景不依赖孤立的个体形象，而更突出系统性、关联性、整体性的特质。

  基建强国的蓝图需要展现跨区域、跨行业的协同逻辑，单一的设计师或工人形象，难以承载港珠澳大桥建设中设计、施工、运维的全链条协作。民族团结的主题，需要呈现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生态，孤立的民族人物刻画，不利于诠释草原盛会中叼羊、麦西来甫、那达慕的互动共生。生态和谐的追求需要体现人、自然、技术的联动，单独的环保工作者形象，不足以再现长江经济带保护、发展、民生的系统平衡。时代需求的转变，推动典型化理论突破“个体切入”的传统路径，转向场景整合的新形态，以承载更复杂的时代命题。典型的真正成型需要“跨时代、跨区域、跨媒介、跨文体的再创造”（李震、李牧泽，《典型建构论：从艺术形象到文化符号》），新时代的典型化表达，必然以场景为载体实现对时代关系的系统凝聚。

  “典型场景”作为时代精神的核心载体，是艺术家通过对现实中典型环境的功能关联、空间逻辑与价值内核的整合重构而成。它不再将环境元素视为人物的附属，而是把分散的现实要素（如工业设施、城市建筑、民族生活、自然地貌等）转化为相互关联、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既保留现实的可辨识度，又实现时代精神的浓缩性表达。与传统“典型环境”相比，“典型场景”具有三重特质：其一为共生性，凸显场景中人、物、环境的相互依存，版画《阳光下的大桥浇筑工》（图1）以双联式平面布局，将不同工种的工人形象与基建场景并置，构建个体价值嵌入群体协作的劳动共生场景。其二为系统性，强调场景元素的功能协同，中国画《龙腾大湾》（图2）将跨海大桥、湾区城市、海上航运、海洋生态整合为基建引领、城市协同、海洋赋能的系统场景，每个元素都是时代发展的必要环节。其三为隐喻性，通过场景的符号化处理，实现从“功能场景”到“价值场景”的升维，以文化符号的共生交融隐喻时代命题，而场景本身则成为价值传递的核心。

  从“典型环境”到“典型场景”的转型，本质是典型化理论回应时代需求的结果。新时代的社会变革是系统性的，其时代精神也是共建共生的，“典型场景”通过整合现实的系统性与关联性，恰好能承载这种复杂的时代命题。从理论传承来看，“典型场景”并未脱离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的核心，它依然强调“现实基础与精神升华的统一”，只是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拓展为“典型时代中的典型场景”，让环境从人物的背景转变为时代的载体，人物融入场景、场景承载时代，实现典型化理论的当代创新。

  “典型”的表达完成了从“典型环境”到“典型场景”的当代转化，成为新时代美术的重要形态。以新时代以来全国美展对真实的生活关注的获奖作品为例，《金色土地》《美丽新疆》《筑梦》《尖峰食刻》《少年强》等的塑造，均以“典型场景”为核心：《金色土地》将新时代农民群体与农耕劳作、丰收场景整合，构建“厚土兴业、生机盎然”的典型场景，土地这一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环境”，成为承载乡村振兴时代命题的核心；《筑梦》以建筑工人与工地场景为有机整体，打造“工匠精神”的典型载体，工地环境不再是工人形象的陪衬，而是与人物共同诠释劳动价值的核心元素。

  当“典型场景”成为美术表达的主体，原本服务于个体形象塑造的单向观看逻辑，必然随之发生转变。观看方式既与“视角选择”密切相关，更是由技术、社会语境共同塑造的动态机制。现代科技不仅是场景时代的技术基础，也重塑了人与环境的感知和交互方式。“场景时代”的到来，是由传感器、GPS、移动终端、大数据和社会化媒体等“‘场景五大神器’所具体化和推动的。新技术不仅定义了时代，更通过其集成应用，创造了基于新的信息与媒介技术的智能‘超链接’式数字化情境”（阎峰，《场景即生活世界》）。美术创作作为视觉表达的核心载体，其观看逻辑也随技术驱动的场景变革发生根本性重构，这为“典型场景”的观看转型提供了历史与技术前提，破解了传统观看难以兼顾宏大关联与微观质感的困境，也让现实场景的视觉化呈现具备了双向建构的新可能。“视觉从来不是自然、透明的感知能力，而是由历史、社会、技术共同建构的产物。”（[美]乔纳森·克拉里，《观察者的技术》）新时代观看方式的转型，以现代科学技术和高清影像作为人的感官延伸，让观看转向“艺术家建构——观众解读”的互动模式，为宏大场景的全局呈现与细节刻画提供了双重支撑。

  观看方式的转型，引发了视觉权力与解读权的双重转移。视觉权力的本质是视角选择与意义定义权的社会体现，与时代价值深度绑定；而解读权则决定了观众能否自主参与场景意义的生成，二者共同构成观看方式的核心。在传统美术创作中，视觉权力与解读权的主导性往往属于少数创作者：艺术家以固定视角定格场景，通过中心构图凸显经典人物，观众被动接收预设的意义，形成“创作者定义—观众接受”的单向结构。此种模式下，场景聚焦于凸显个别代表性形象而沦为背景或“环境”，多数人的日常实践被简化，难以真正进入视觉中心，本质是视觉资源与意义生产权的不均衡分配。

  新时代的观看权力重构，核心是让权力回归人民，实现从“少数人主导”到“全民共享”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正是“典型场景”作为表达主体的必然要求，典型场景的系统性特质不是需要单一主角，其交融共生的内涵一定要通过观众的自主解读得以完整呈现。现代技术打破了视角垄断的物理壁垒——无人机、高空卫星、高清影像等工具让“全景视角”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艺术家得以捕捉更广阔的社会场景，将更多人的生活实践纳入观看框架。此时，艺术家不再是场景意义的唯一定义者，而是人民视觉的转译者：不再刻意塑造单一的中心形象，而是通过去中心化的构图，将解读权交还给观众，让观众能在画面中寻找自我的生活印记，自主参与意义解读。以中国画《龙腾大湾》（图2）为例，作品以全景式观看视角构建的典型场景，不设置抢眼的“视觉主角”争夺中心位置，画中的元素以平等的视觉权重有机排布，形成无中心的共生格局。去中心化的观看设计带来了视觉民主：建设者可从大桥的施工细节中解读劳动价值，通勤者能从穿梭的车流中感知生活便利，创业者可从城市的发展图景中捕捉机遇，每个观众都能基于自身经验生成独特解读，而这些多视点解读共同构成了典型场景的完整意义。场景的意义不再由单一视角决定，而是由人民的集体实践与自主解读共同塑造。

  视觉权力的重构之外，透视方式的升级也为场景呈现提供了新可能。从焦点透视到复合透视，重构了场景的空间逻辑。传统单点透视以人眼为中心，构建近大远小的视觉秩序，本质是以人眼为中心的空间表达；而新时代复合透视则融合高空设备的全景视角与局部聚焦的细节视角，构建全局与局部相互印证的空间体系。这样的视角更贴切新时代以来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目标：既要站高望远，顾国家发展之大局、歌人民幸福之喜悦，又要求真务实，思国家发展之矛盾、忧人民生活之困境，要以深邃的思想、生动的场景、大写的笔墨展现人民的喜怒哀愁，实际做到致广大而尽精微。油画《建设中的港珠澳大桥》（图3）以高空俯瞰视角呈现工程的宏大尺度，让观众感知基建工程的系统性；同时，通过局部聚焦施工细节，通过斑驳的肌理和粗糙的质感还原施工现场的真实触感。画家以模拟航拍配合近景观察的技术化观看方式，使观众既不是工程的外部旁观者，也不是单一细节的局部感知者，而是通过视角的叠加，成为基建系统场景意义的内在建构者。

  构图方式的重组进一步强化了观看的互动性与解读的开放性，为“典型场景”的多元意义生成提供了形式支撑。从中心聚焦到系统布局，本质是放弃突出个体、弱化背景的传统逻辑，转向元素共生、逻辑联动的新结构，让观看不再局限于对单一主体的关注，而是延伸到场景中所有元素的关联互动。在中国画《筑梦》（图4）中，这种构图重组体现得尤为明显：作品既没有将某一位建筑工人塑造成明显的视觉焦点，也没有弱化其他人物或工地元素作为背景，而是以群像与基建场景的有机排布构建画面。建筑工人彼此间疏密有致、视觉权重平等，没有某一个体因动态夸张、位置突出而成为绝对中心；同时画面中的工地细节，如沾有水泥痕迹的工装、散落的工具与矗立的钢筋、塔吊等也并非陪衬，而是与人物群像形成联动。从观看体验而言，观众的视线不再被单一主体牵引，而可以自由游走于人物、工具、基建元素之间：通过工装的粗糙质感解读劳动的真实性，通过工具与钢筋的排布感知施工的系统性，通过人物的互动姿态体会协作的重要性。这种无等级的构图设计，赋予观众充分的观看自主权，不同观众可依据自己关注点生成不同解读，而这些解读共同指向工匠精神的核心内涵，恰好契合典型场景多元共生的特质。

  新时代美术现实场景的构建是对文化认同进行的空间化生产。其核心变革源于“典型场景”成为表达主体、观看方式实现“从中心聚焦到全景共生”的革新，文化认同的塑造也必然突破传统单向传递的模式，转向互动生成的新形态，通过场景空间的艺术处理，让新时代核心价值在观众与场景的互动中自然凝聚。场景是以空间为物理基底、以生活实践为核心、以文化传递为目标的有机整体，场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场景是一个地方的整体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这种风格或特征来源于各种舒适物的组合……从而孕育出特定的场景。赋予了生活以意义、体验和情感共鸣。”（[美]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而新时代场景文化认同的关键，正在于破解传统认同传递中概念直白、体验缺失的困境，让观众从被动的价值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认同建构者。

  在现实场景的语境中，空间是承载生活实践、蕴含价值逻辑的具象载体，它不仅是长宽高的尺度组合，更包含着人如何在其中活动、元素如何在其中排布的实践意义。如边境的空间会关联巡逻、守护的动作，这些实践赋予空间温度，让空间成为“有生活的容器”。“空间容纳了各种被产出的事物，并包括这些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即它们之间的共存性与同时性关系……空间本身是一连串和一系列动作过程的结果。”（[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空间与场景的关系，本质是“基底与内容”的共生：场景的核心是具体的生活实践，空间则是这种实践的“落地框架”，若无边境的草原与界碑空间，“戍边场景”的坚守就无从依托。这种与实践绑定的空间，正是连接抽象文化认同与具象体验的纽带。传统认同传递依赖概念灌输，而空间能将这些无形认同转化为可触摸的视觉与体验，通过元素排布、动线设计、氛围营造，让观众在感知空间的同时自然领会其中的价值内涵，为认同从“单向传递”转向“互动生成”奠定了基础。

  油画《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图5）以雪域高原的边境空间为“落地框架”，界碑上的国徽与飘扬的五星红旗构成空间核心符号，巡逻的军马、紧握钢枪的战士与宣誓的队列形成动态实践场域。这些空间中的具体行动与符号组合，共同编织出“戍边守护”这一震撼人心的现实场景。这片覆盖冰雪的山峦不再是抽象的地理概念，而是被戍边军人的日常巡逻、庄严宣誓等实践赋予“生活温度”的容器。当观众凝视战士们被风雪皲裂的面庞与坚毅的眼神时，界碑居中、红旗引领、人物围合的空间元素排布已将无形的家国认同转化为可触摸的视觉体验，让“清澈的爱”从抽象情感沉淀为扎根于边境空间的具象价值。

  新时代场景文化认同的互动生成，核心通过“现场感设计”打破艺术与观众的距离，让观众从旁观转为参与。传统认同传递中，作品与观众存在很明显的画框界限，价值传递是单向的；而新时代场景通过n形构图、全景长卷铺展、虚实意境营造多元化手法形成开放缺口与视线互动，构建出专属的意义场域。这种“可提供性”在美术场景中转化为构图的开放性、视线的引导性与符号的互动性，使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被场景“召唤”进入意义世界的参与主体。此类构图方式借助隐含引导线的视觉牵引，搭建起作品和观众的对话空间，打破二者的对立关系，让观众从“旁观”转为“参与”，让文化认同在互动体验中自然生成。从构图理论来看，n形构图属于隐含引导线的一种，“模糊日常生活和艺术间曾有的边界，构建它独有的领域”（[法]雅克·朗西埃，《美感论——艺术审美体制的世纪场景》），通过人物的排列形成隐形视觉路径，将观众视线从画面边缘自然牵引至核心场景，同时预留的缺口成为观众的“心理入口”，为认同互动提供了形式支撑。

  艺术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感悟与阐发机制，让原本不属于传统艺术范畴的经验纳入可感的审美领域，实现对感知秩序的重新组织。在油画《彝家新村欢迎您》（图6）中，彝族群众分置石板路两侧，左侧人群的簇拥姿态、右侧乡亲的舒展神情，共同构成倒n形的弧线轮廓，中间开阔的石板路成为天然的开放缺口。画面中，多数群众的视线或投向缺口方向，或直接望向画框外的观众——有的老人含笑抬眼，有的孩童好奇张望。这种直接的视线互动将观众的感知自然拉入场景，仿佛正沿着石板路走进彝家新村，成为被乡亲们热情迎接的一员。而“脱贫致富，不落一村一户”的标语，又让这一“在场体验”与脱贫攻坚的时代命题相连，让观众在“被欢迎”的空间感中，直观感受到彝族群众的幸福变迁，对共同富裕的文化认同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是在互动体验中自然生成。

  新时代美术文化认同的场景塑造，最终指向“集体记忆的空间塑造”。通过场景空间的艺术重构，将分散的个体记忆整合为集体记忆，让观众在场景体验中产生文化归属感。集体记忆是文化认同的核心，而场景则是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特定的场景能够唤醒人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体验，形成跨越个体的文化认同。“场景是生活方式的容器，是不同生活方式与文化旨趣的熔炉；能够培育各类精神价值、激发情感共鸣和认同”（吴军，《场景文化力》），美术场景的构建，正是通过塑造具有集体记忆属性的场景，实现文化认同的凝聚。以《千里故人》（图7）为例，作品以街头流动摊贩的空间为核心，旧布覆盖的车厢、码放的蔬菜、脚边蜷卧的小狗，均是市井生活的标志性空间符号。这些符号对应着不同观众的个体记忆，在街头流动摊位这一共享空间中，整合为市井烟火气的集体记忆。观众不再是被动接收尊重基层劳动者的价值导向，而是通过空间符号的共鸣，唤起对平凡生活的共通感知，主动强化对平凡生活的文化共情，实现集体记忆与认同的互动建构。

  再看《家庭系列之我们这一代》（图8），四联空间以代际符号唤起家族集体记忆。左侧落落寡合的老祖母和散乱的药品是“家族坚韧”的体现，承载着家族的历史与传统，见证着社会的变迁，其身影犹如家族大树的根脉，深深扎在土地之中，稳固不屈。父母怀抱的公鸡、鸡蛋托，对应“家庭责任”和“孕育哺育”的共享认知，中间女性主位与男性镜像的构图，隐喻现代家庭角色的时代变迁。居于C位的孩子则是拥有无数可能的未来象征。“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景，每一代人都在为家庭书写着他们的章节。《家庭系列之我们这一代》所表现的，正是这些章节的汇集，我把这些故事与情感融为一体，构成一个充满生活气息和情感深度的家族画卷。”（韩毅，《对话全国美奖获得者｜杨世斌：让生活成为一种艺术》）这些空间符号将观众的个体家庭记忆，整合为家族代际传承的集体记忆，使观众在共鸣中结合自己家庭体验，唤起跨越代际的情感联结。这种情感的唤醒源于作品与观众的互动，而非作者的单向灌输。

  新时代现实场景美术的视觉构建，以“典型化转型——观看机制重构——场景文化认同”为完整逻辑闭环，三者层层递进、有机统一：典型化转型从“典型环境”到“典型场景”的升级，为视觉表达注入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特质的内容核心；观看方式通过视觉权力重置、透视革新与构图重组，为场景呈现提供了技术赋能下的形式路径；场景文化认同则借助空间符号、现场感营造与集体记忆塑造，赋予美术作品凝聚时代价值的精神内核。其价值在于通过艺术对现实场景的美学转化，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图景、多元共生的时代精神与扎根传统的文化自信得到可视化、常态化的呈现。这种以场景为核心的美术建构，为中国美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具象的学科实践路径，打破“背景与主体”的主次分野，重构艺术与现实、艺术家与观众、个体体验与集体认同的关系，让美术真正成为记录时代、凝聚人心、传递价值的文化载体。随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现实场景的艺术表达仍将持续迭代，但“以场景铸魂、以艺术立心”的核心逻辑，将始终是美术回应时代、服务人民的重要遵循。